在前线待了三个半月以后，重新回到巴罗那时，眼前的一切，使我重又想起了昔日在缅甸时的那番情景。骤然发生的和令人惊异的氛围变化，何其相似。在回巴罗那的路上，前线的气氛仍停留在列车车厢里：肮脏、噪音、拥挤、烂衣服、匮乏感，以及同志间的友谊和平等。在离开巴巴斯特罗时已挤满了民兵的火车，在沿线停靠的每个站台上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挤上来；有人带着一捆捆蔬菜，有人手中倒拎着尖声惊叫的家禽，有人扛上来袋口紧扎却又满地滚动的麻袋，原来里面装满了活兔子，还有人把一大群绵羊赶进车厢里，满了所有的空间。民兵们高唱革命歌曲，歌声盖过了列车的隆隆声，他们或者亲吻停靠站每一个漂亮女孩的手，或者向她们挥动着红黑相间的围巾。葡萄酒、茴香酒、浑浊的阿拉贡烈酒，接连不断地你传给我，我传给你。举起用西班牙山羊皮制的酒袋，你可以随心所地把酒柱进坐在车厢任何角落的朋友的嘴里，这可是省了许多麻烦。紧挨着我坐的是个黑眼睛的十五岁男孩子，他正在向两个面如皱革、听得入神的老年农民详细地讲述种种令人感动的前线经历，我丝毫也不怀疑，他在编造自己英雄般建树功勋的战斗经历。不一会儿，那两个老头打开随身的包裹，取出羊皮袋，给我们斟上黏稠的暗红色的酒。是的，每个人都极为开心，比我所能表述的更开心。但是，当火车穿过萨瓦德尔，驶入巴罗那以后，我们便陷入了似乎格格不入和浓浓敌意之中，让我们产生突然到了巴黎或伦敦的那种感觉。

　　战争期间，每一个在相隔几个月两次来到巴罗那的人，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。令人惊诧的是，不管他们是先在八月、后在一月去的，还是和我一样先在十二月、后在四月去的，大家反复议论的就是一件事：那里的革命气氛已经消失。无疑，对于任何在八月去过那里的人来说，到了街道上的血还未干掉、民兵驻进小旅馆的十二月，巴罗那已经变得好象是资产阶级的了，但是，对于我这样刚从英国来的人来说，它却比我事先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。现在，高已经退去。巴罗那再次成为普通的城市，一座因战争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败的城市，不再有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明显迹象。

　　这里人们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。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已经不见了，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西班牙裁精心制的时髦夏装。大腹便便的男人、时髦的女人、豪华轿车，比比皆是。（看起来，还没有私家车，不过，任何人，不论是“什么人”好象谁都买得起。）新的人民军——一支在我离开巴罗那尚不存在的部队——军官们成群结队地走动，数量多得惊人。人民军以一比十的官兵比例配备军官。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曾在民兵中服过役，基本上都是以军事骨干名义从前线抽调来的，但是，大多数则是进过军校、而不愿参加民兵的年轻人。人民军的官兵关系确实与资产阶级军队的不同，但仍有明显的社会差别，薪金和制服的不同就足以表明这一点。士兵穿的是一种糙的褐色紧身军服；军官则穿着全套精致、收的卡其布制服，像英国军队中的军官制服，当然仅仅是有那么点像而已。我懒得去猜想他们二十人中有没有一个以上的人真正地参加过战斗，可他们的皮带上全都挂着自动手；我们在前线时，如果不是特别嗜好或花上一笔钱，就不能得到手。我发现，我们在街道上行走时，人们总是在注视着我们脏兮兮的样子。当然，如同所有在前线待了好几个月的士兵一样，我们的模样的确十分可怕。我意识到自己看起来像个稻草人。我的皮夹克破破烂烂，织针的军帽早就变了形，而且常常滑下来遮住眼睛，我的长靴除了开裂的鞋帮几乎什么都不剩了。我们中间的所有人，多数都是这副尊容，再加上我们浑身污垢、满面胡须，也就难怪人们总是投来惊诧的目光了。但是，真正容纳感我感到惊讶的，还是此后三个月里接连发生的许多怪事。

　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通过大量的迹象，我发现我最初的印象没有错。这座城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其中有两个突出的变化决定和影响了其他事情的发生。一是人们——全体居民——对革命战争的兴趣已经丧失大半；二是社会重新回归贫穷和富有，上层和下层。

　　人们对战争的普遍莫不关心，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是令人厌恶的程度。这使得从马德里甚至巴伦西亚来到巴罗那的人也感到震惊。主因也可能在于巴罗那远离真正的战争。一个月以后，在塔拉戈纳，我目睹了同样的情形，在这个漂亮的海滨小镇上，人们的一切依然如故，似乎从没受过任何干扰。原先遍及西班牙的民兵志愿者，从一月起逐步减少，二月，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掀起了一场参加人民军的大规模动员运动，人们热情高涨，但这次运动并没有达到征集更多士兵的目的。战争仅进行大约六个月，西班牙政府就不得不采用征兵手段，如果这是对外战争，采用这种办法也许尚在情理之中，但在国内战争中这么做就似乎太不正常了。这无疑与人们对战争偏离最初的革命目标深感失望密切相关。那些自发组成民兵队伍，并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就把法西斯赶回萨拉戈萨的工会成员，却做了大量的事情，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工人阶级掌握主动权而战。但是，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明显——工人阶级失去了对主动权的控制。普通人，特别是城市无产阶级，他们往往是被迫卷入各种内外战争的，他们也许不应因对战争存有某种冷漠而受到责难。没有人想输掉战争，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战争早点结束。这一点你无论在哪里都能觉察到。人们到处都能听到同样看似轻描淡写的评论：“这场战争——可怕，不是吗？什么时候才会结束？”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早就觉察到，眼下这里所发生的事情，其实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两败俱伤的斗争，而不是在与佛朗哥作战。对好多人来说，食物短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结果“前线”被认为是一个神话般遥远的地方、年轻人消失的地方，他们要么永远回不来了，要么就会在三四个月后兜里装着大笔钱回家休假。（民兵休假期间的薪金，通常能够提前支付。）至于伤员，即使他们仍然甩不掉拐杖，也得不到任何特殊的照顾。参加民兵已经不再时髦。商店——通常总是最能体现大众倾向的地方——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。在我初到巴罗那的时候，多数商店尽管简陋破旧，但几乎家家商店都经营民兵装备。军帽、拉链夹克衫、军用皮带、猎刀、水瓶、左轮手皮套等等，在每家商店的橱窗里都有陈列。现在，商店明显地精明起来，而战争却被抛在脑后。稍后我发现，我回前线所需要的装备，特别是人们在前线急需的那些东西，已经很难买到了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共和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反对政民兵、支持人民军的系统宣传。形势令人难以理解。自二月起，从理论上讲，所有武装力量都已并入人民军。其实，民兵只是名义上按照人民军的政策路线改编的，薪水和委任军衔的级差很大。原则上，各个师应由混合旅改编组成，即由部分人民军和部分民兵共同组成，但实际上，唯一的变化就是把名称改换了一下。例如，把先前叫做“列宁师”的马统工控制的民兵，改称“第29师”由于直到六月也很少有人民军开赴阿拉贡前线，因此民兵能够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特殊。但政府的宣传人员却仍坚持不懈地在每堵墙上用模版涂上“我们需要人民军”的字样，并通过政府控制的无线电和共产报纸对民兵进行攻击，极带恶意地嘲笑他们是一批缺乏训练、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等等。人民军自然总是被描绘成“英雄的军队”听了这样的宣传，马上就会令你产生志愿奔赴战场不体面、坐等应征入伍才光荣的感觉。然而，他们对民兵在前线坚守着阵地，人民军却在后方休整训练的这一明显事实却罕有宣传。如今，重返前线的民兵队伍通过街道时，已经不再能够听到喧天锣鼓、看到彩旗飘飘的那种景象了。他们多在凌晨五点街道尚且冷冷清清的时候，被悄悄地送上火车或卡车。而人数不多的应征人民军战士开赴前线，则如同昔日一样，极其隆重张扬地穿越大街小巷，但即便是这些人，由于人们对战争的兴趣普遍减少，也很难受到多少热情欢呼。事实上，民兵部队只是在名义上同人民军是一样的，但人民军更善于利用报纸进行宣传，他们说来说去意思只有一个，任何荣誉都必须让给人民军，而所有责任都应由民兵扛着。在同一个部队里，这种一方屡受表彰而另一方倍受责难的事时有发生。

　　除了所有这些事以外，社会风气也有了惊人的变化——若非亲身经历你就很难相信。在第一次来到巴罗那时，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几乎没有阶级差别和贫富差别的城市。当时的情景看上去就是这样的。“时髦的”衣服是反常的东西，没有人阿谀奉承或索要小费，服务员、卖花女和擦鞋匠直视你的眼睛，叫你“同志”我根本没有看出这是期待和虚伪的一种表现。无产阶级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，但成果从未得以巩固。可资产阶级恐慌了，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自己乔装成工人。在革命的头几个月里，他们中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人，心术不正地穿上工作服，高呼革命口号，并以这种方式安全地逃过一劫。现在，一切重又恢复常态。漂亮的宾馆、饭店里，坐满了大吃大喝、一掷千金的有钱人。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，工薪没有任何提高，食品价格却扶摇直上。除了价格高昂，各种商品经常短缺。当然，遭受痛苦的是穷人，而不是有钱人。富人可以毫不费力从宾馆、饭店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，但在工人阶级居住区，要购买面包、橄榄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，则必须排上几百码的长队。先前，我为巴罗那没有乞丐感到吃惊，现在却随处可见。在拉姆拉斯的食店门外，一群群光着脚的孩子，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店里出来的人，准备冲上去要点吃的。“革命的”称谓方式已被抛弃。如今，陌生人很少称呼你为tú*和同志，通常是先生和usted。Buenosdías在开始代替salud。服务生又穿上上浆的衬衫，巡视员用最娴熟的方式阿谀奉承顾客。我和子走进拉姆拉斯的店里买袜子。店员先鞠了个躬，接着又双手，如今这些礼遇的动作连英国人自己在二三十年前都不用了，而他们却固守成习。收小费的习俗也在暗地里流行起来。工人巡逻队已被强令解散，战前的警察重新回到街道上来。结果，原本被工人巡逻队关闭了的卡巴莱**之类的酒吧、歌舞厅和高级院，纷纷重新开张。[1]有个虽小但却意味深长的例子是，为了富有阶层的利益改变商品供给的方式，烟草短缺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对于大多数吸烟者来说，烟草短缺得令人绝望，街头甚至出售用碎甘草代替烟草的所谓烟卷。我也曾经被迫过（许多人都曾过）。佛朗哥控制着加那利群岛，西班牙所有烟草是那儿种植的。结果，政府放只有战前库存的一些烟草。这些存货又是那么少，以至于烟草商店每周只能开一次门，在排了几个小时长队以后，如果你还算幸运的话，也许能够买到只有3/4盎司重的一小袋烟草。原则上，政府是止从国外进口烟草的，因为这意味着耗费购买军火和其他必需品的极为有限的黄金储备。但实际上，仍有大批非常昂贵的外国香烟被走私入境。“红好彩”等牌子的香烟，成为最能牟取暴利的商品。你可以在高级旅馆中公开买到香烟，即使街头店铺也很少遮遮掩掩，只要你肯花十个比塔（相当于一个民兵一天的薪金），就可以买上一包。走私是为了富人的利益，因而得到多方庇护纵容。只要你有足够的钱，没有买不到的东西，要多少有多少；只有面包供应的定量较为严格，可能属于例外。如此悬殊的贫富差别，在几个月以前是难以想象的。那时，无产阶级仍在或好象在控制着局势。但是，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归结于政权的转移，那也是不公平的。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在巴罗那这个地方，除了偶尔的空袭外，战争并未真正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。凡是到过马德里的人都认为，那儿的情形可不是这么回事。在马德里，面临的共同危险使所有人都产生了某种同志般的友情。一个肥胖的男子在大吃烤鹌鹑，而孩子们却站在一边乞讨面包，那是令人厌恶的。在炮声大作的时候，你不可能见到这样的情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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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*法语，你。——译者

　　**指有歌舞或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。——译者

　　[1]在奥威尔原书的脚注中写道：“据说工人巡逻队关闭了75%的院。”在他死后发现的一张勘误表中写道：“这一数据应予以修正。我并没有很好的证据证明在战争早期卖活动减少了75%，而且我确信无政府主义者只是致力于将院‘集体化’，而非查它们。但是打击卖（海报，等）的行动确实存在。那些精明的院和体卡巴莱演出在战争开始时的早几个月里关闭了，直至战争进行了一年后才重新开张，这是事实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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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记得，在巷战后的一两天里经过一条经营时尚商品的街道时，碰巧看到一家甜食店的橱窗里摆满了各式精致的酥皮糕点和糖果，但价格令人吃惊。昔日的这类商店现在仍能在邦德街或和平街（delaPaix）看到。我还记得，我当时真的为这样一个受饥饿和战争创伤的国家，居然还会把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，感到过莫名的恐怖与震惊。但愿我没有含求过什么个人的优越感。在数月的艰苦生活之后，我极度渴求过美味的饭菜和葡萄酒，尾酒，美国香烟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，我承认，自己沉湎于任何我能买得起的奢侈品中。在巷战开始前的那个星期里，我的心里总在想着几件事，这些事又以某种离奇的方式相互纠不清。首先，正如我所说过的，我忙着尽可能把自己安顿得舒适一点。其次，由于吃喝过度，整个那一周我都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。我一感到身体不舒服，就倒下来睡上半天，起后又是餐一顿，接下来身体还是不舒服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在悄悄张罗购买左轮手的事。我非常需要手，因为在战壕里手比来复更方便，来复有时则比较难以施展得开。政府只把手比来复更方便，来复有时则比较难以施展得开。政府只把手发给警察和人民军，根本不发给民兵，你只有找无政府主义者，从他们的秘密仓库中非法购买。经过一番紧张忙碌和许多恼人的周折以后，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朋友给我弄到了一支26毫米口径的小型手；这是一件破烂货，连五码以外的地方都打不到，不过有总比没有要好。此外，我也在为离开马统工民兵组织、加入某个确实能够把我派到马德里前线战斗的组织，预作准备。

　　早先，我已经告诉过大家我想离开马统工。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，我还是宁可加入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中去。如果能成为全国劳工联盟的一员，就可能进入F。A。I。民兵组织。但有人告诉我，F。A。I。更可能把我派到特鲁埃尔，而不是马德里。如果想去马德里，我就必须参加国际纵队，这就意味着必须得到一名共产员的推荐才行。我找了一位共产员朋友，他在西班牙医疗救护队工作，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作了解释。他似乎非常希望接收我，他说如果可能的话，让我再邀请（英国）独立工的其他一些英国人跟我一起来。要是我的身体状况好一点的话，或许我当时就同意了。现在很难说清如果当时那样做了后来又会怎样。在巴罗那战斗开始前，我很有可能被派往阿尔瓦特，那样的话，我也就不可能目睹密集居民区中发生的战斗，很可能只好接受官方对这一事件所作的描述了。另外，在巴罗那战斗期间，如果我接受了西班牙共产的命令，又要保持对马统工同志们的忠诚感，那么我自己的立场又会怎样？我的休假时间只剩下一个星期，因此，我迫切希望在回前线以前恢复健康。此外，选择哪个组织毕竟是个决定个人命运的大事——我只有等，边等边让靴匠给我做一双新的军靴。（或许所有西班牙部队里也找不到我能穿得上的大军靴。）我告诉我的共产员朋友，以后我会做出具体安排的。同时，我想休息一下。我甚至有个想法，带我的子去海边玩上两三天。好主意！然而政治氛围告诫我，这可不是想干就能干的事。

　　在城市的奢华和不断出现的贫困、街道上的虚假繁荣，包括花店、彩旗、宣传海报和拥挤的人群等等的表象下面，存在着一种明显和可怕的政治上的敌对和憎恨。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不无胆颤心惊地预感：“快有麻烦了。”眼前的危险，既简单又不难理解，其实就是那些希望革命深入和希望革命停止或避免革命的人们之间、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。就政治而言，除了加联社和他们的解放同盟外，现在，加泰罗尼亚没有什么其他力量了。相反，全国劳工联盟有难以琢磨的武装力量，他们虽然缺乏良的装备，对自己想要什么还不如对手明确，但他们人数众多，在许多重要行业占有优势，具有相当的实力。假如与这样的武装力量联合，注定会有麻烦。在加联社控制的自治政府看来，最重要的是，要保证自己阵地的安全，就必须从全国劳工联盟工人的手中夺取武器。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，逐步瓦解政民兵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安排。同时，战前的武装警察、国民自卫队等等，已经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装备。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。特别是，国民自卫队属于那种欧洲大陆型的宪兵，他们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忠实地充当了有产阶级的保镖。政府同时发布一条命令，凡私人藏有的武器一定要上缴。这项命令自然没有得到遵从，很清楚，只能通过武力从无政府主义者那儿夺取武器了。这样一来，很快就谣言四起，由于检查制度严厉，报纸对遍及加泰罗尼亚的各种冲突的报道总是含糊不清、相互矛盾。在许多地方，武装警察对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重要地点发动攻击。在靠近法国边界上的普奇达（Puigcerdá），一帮马骑兵被派取占领了海关，先前海关由无政府主义者和安东尼奥？马丁——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（后被杀）控制。[1]我想，类似的事件在费卡洛死和塔拉戈纳也都发生过。在巴罗那，工人阶级控制的郊区，也曾有过一系列不那么过分烈的争吵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，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的成员接二连三地互相谋杀，随谋杀而来的是多次盛大的、蓄意煽动政治仇恨的葬礼。早些时候，有个全国劳工联盟成员被谋杀后，送丧的队伍多达数万人。四月底，在我到达巴罗那之后，劳工总会的一个著名人物罗尔丹？柯尔塔达被谋杀了，估计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人干的。政府命令所有的商店关门，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游行，其中主要是人民军队伍，游行队伍很长，从头到尾经过一个地方就得两个小时。我在旅馆的窗前，冷眼相看。很明显，这种所谓的葬礼就是意在炫耀武力，这种事情还会继续发生，还有可能继续血。当天夜里，我和我的子被一二百码以外加泰罗尼亚广场传来的声惊醒。第二天，我们得知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一个男子遭到了击，大概是劳工总会中的某个人干的。显然，所有这些谋杀事件很有可能都是内干的。人人都能判断得出来，国外的资本主义报纸反复报道并大肆渲染罗尔丹被杀事件，可对由此产生的报复谋杀却刻意地只字不提，从中可见他们对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长期争斗的态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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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[1]在奥威尔死后发现的勘误表上写道：“我被告知关于我对这一突发事件的论述是不正确的，并可能使人产生误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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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五？一”节就要到了，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都在筹划参加大游行的事。全国劳工联盟的头头们比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要更为温和，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同劳工总会实现和解。的确，他们的政策主张是试图把两大联盟合并为一个更大的联盟。全国劳工联盟的想法是应该和劳工总会一起游行并显示他们的团结。但到最后一刻，游行被取消了。非常清楚，游行只会引起暴。因此，5月1这一天平静无事。这的确是一件怪事。巴罗那，这个号称革命的城市，也许是唯一一个在那一天没有举行庆祝活动的非法西斯的欧洲城市。但是，我承认，当时我长舒了一口气。那时，人人都希望（英国）独立工小分队加入马统工的游行队伍，但也担心出子。我唯一担心的是大家有可能被搅和到某一种毫无意义的巷战当中去。行进在红旗飘扬、口号震天的街道上，然后被从街道旁窗口跳出来的某个手持冲锋的陌生人打死——这种死法儿可不是我所希望的。 Wｗw.IｇExS.CｏＭ